民间鬼故事 - 高岗得罪了谁（一九五五年授衔低的都有谁

• 一九五五年授衔低的都有谁
• 高岗是不是好人
• 铁道游击队刘洪介绍 超级急 o(︶︿︶)o 唉
• 主张不出兵的高岗，为何在抗美援朝结束后，反被彭德怀称为功臣
• 《开国大典》油画曾四次修改 哪些人被删除了
• 高冈当时是什么问题，能不能说说
• 毛泽东的卫士马武义：主席听说农民吃这种糠窝窝头，流了眼泪呀

一九五五年授衔低的都有谁

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首次授衔，由于需要照顾各方面军干部相对平衡以及个人条件等因素，出现了授衔偏低的情况。

我认为授衔偏低的有以下几位?

徐立清将军

1、徐立清1910年生于河南商城县申家湾（今属安徽金寨县）。1955年评定军衔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授予上将军衔。时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在1952年被评定为正兵团级，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条件。

他向罗荣桓部长写了要求低授军衔的报告，没被同意。徐立清又先后给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罗荣桓连续写了几封信，表明决心。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后，同意授予他中将军衔。

段苏权将军

2、段苏权是湖南茶陵人，1934年10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准备从贵州向湘西转移时，任命年仅18岁的段苏权担任黔东特委书记兼黔东独立师政委。他和师长王光泽率800多人奉命留下游击，策应主力东进。

11月，段苏权脚踝受重伤，被迫留下就地养伤。后来，他讨饭回到老家，“脱党”3年，直到1937年才归队。1953年底段苏权成为审干重点，重点调查1935年黔东独立师被强敌打散到1937年段重新归队的那段历史，一调查就是3年。1955年，时任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战略教研室主任的段苏权因“有历史遗留问题”，而被“暂授少将”。其实，1952年段苏权被评为准兵团级，应评为中将。

贺晋年将军

3、贺晋年是陕西子长县人，1950年5月调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4年后，出了“高岗事件”，有人揭发他与高岗关系密切。事实上，贺晋年专管部队，与高岗只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1955年授衔时，与他差不多的，或是职务、资历都比他低的，是上将，最低也是中将，他是少将——共和国唯一的一名副兵团级少将。贺晋年之所以被“降衔”，主要是因为受到高岗的牵连。

袁也烈将军

4、袁也烈1899年出生于湖南洞口，历任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袁也烈在湖南一师听过毛泽东的课，担任过林彪的老师和上司；他入党时，彭德怀、贺龙还没入党；同时在黄埔军校任职，徐向前没有他的名声响。

1952年评级时，袁也烈被评为准兵团级，应授中将，却只被评为少将。这与他的一段经历有关：1931年5月袁也烈在上海养伤时，被英国巡捕搜捕，关进提篮桥监狱。后来，组织上对这段历史问题迟迟没有结论，使得本可以定中将的他只是少将。

萧克将军

5、1907年，萧克出生于湖南嘉禾县。萧克是红军高级将领，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1952年评级时，他被评为正兵团级，应该授予大将军衔。他之所以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有一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那就是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

钟伟将军

6、钟伟是湖南平江人，1915年生，15岁参军入党。1948年，林彪将钟伟由5师师长破格提拔为12纵队司令员。任四野12纵队司令时，他和黄永胜平级；后来担任四野49军军长，和梁兴初平级，怎么也该是中将。

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是清楚的，由于当时四野悍将多，钟伟只能屈居少将军衔。毛泽东对钟伟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也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以上是我总结的授衔偏低的几位将军。

高岗是不是好人

高岗（1905－1954），男，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铁道游击队刘洪介绍 超级急 o(︶︿︶)o 唉

　　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的枣庄、临城一带，活跃着一支铁道游击队。这群机智勇敢的游击健儿，在纵横数百里的铁路干线上，与日军斗智斗勇，创造了一个个震憾人心的传奇故事。而这些故事，大都与他们的大队长――洪振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现今《铁道游击队》是把洪振海和后任大队长刘金山结合在一起创作了大队长刘洪这个人物。刘洪的姓名，是洪振海和刘金山两位原型人物姓的结合。在中国百家姓中，“刘”姓为大姓，老百姓对“刘”姓比对“洪”姓更为熟悉，故将刘金山的姓作为了小说中大队长刘洪的姓，洪振海的姓作为了刘洪的名。刘洪的性格，也结合了前后两任大队长的性格特点，而且尽量选取他们身上的优点。两位大队长都具备的勇敢善战、指挥才能，洪振海的豪侠仗义、高超的飞车技术，刘金山在政治上的稳重成熟等特点，都被揉在了刘洪这个人物身上。这样在刘知侠笔下，刘洪便被塑造成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较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但由于小说中刘洪的事迹大多是洪振海任大队长时发生的，为了突出这一点，作家便在小说中打破常规，以“老洪”而不是以“老刘”来称呼刘洪了。
　　洪振海，1910年出生于山东滕县大北塘村。1940年初，鲁南铁道队成立，洪振海任队长，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寇。
　　193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日军占领下的煤城枣庄，一位中等身材的健壮汉子，穿过行人稀疏的小巷，大步流星地来到火车站西的小陈庄。这汉子便是洪振海。他在鲁南抗日义勇总队三连任排长，现在与排长王志胜一起，被总队首长派来枣庄，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站。王志胜在日本人开办的“国际洋行”当搬运工，一天，他在车站帮日军装卸物资时，发现有十几个大小不等的稻草捆，放在站台上，他偷偷扒开一摸，是枪支弹药。下午装车时，便有意识地把这几个稻草捆放在车厢门旁便于搬动的地方，同时，在车皮上做了记号。他对洪振海说：“总部要咱们搞武器，现在有武器了！” “在哪里？”洪振海兴奋地问。王志胜把下午在车站装车遇到的情况告诉了洪振海。
　　“搞！”洪振海斩钉截铁地说。洪振海是山东滕县大北塘村人，自幼随父在枣庄谋生，跟着车站附近的小伙伴学会了一手飞登火车的本领。后因生活所迫，不得已干上了吃“两条线”（扒火车上的煤碳等）的行当。长期的苦难生活，使他养成了敢想敢干、见义勇为的豪爽性格，只要他认准的事，非干成不可。
　　晚8点左右，洪振海带上手枪，将一把虎头钳子挂在腰间，带着曹得泉，来到枣庄火车站西的树丛里隐蔽起来。晚9点左右，随着一声汽笛长鸣，载着军火的那列火车缓缓开出了枣庄站。
　　洪振海来到铁路线上，盯着飞驰而来的列车。一节、二节、三节……眼看后面只有两节车厢了，他闪过最后一节客车车厢的首部，当车厢尾部弓形的上车把手到达身边时，他一个鱼跃扑了上去紧紧抓住，身子像灵活的猴子般挂了上去。他像壁虎一样贴在车帮上向车门移动。车帮上的铁棱只有寸把宽，手抓不牢，脚踏不稳，洪振海全身重量实际都集中在十个手指上。列车速度不断加快，带起的急风像铁扫帚一样扫着他，只要手一松，就有被卷进车底或甩出去的危险。他用尽全力死死扒着，向前挪动，终于靠近车门，握住了门把手。
　　他从腰间取下钳子，“咔嚓”一下剪断了拧在铁鼻上的粗铁丝，用力将车门推向一边，低下身子钻了进去。放在车厢门口的稻草捆险些将他绊倒，他用手一模是机枪，便迅速抓起，从车门甩了出去。接着又摸到第二个稻草捆掷了出去。当他抓起第三捆时，突然听到汽笛声响了。他知道快到王沟车站了，便急忙又掀下两个稻草捆，关好车门，旋风似地跳下车。
　　1939年初冬，洪振海和王志胜根据上级要他们抓紧扩大人员，在适当时机武装起来的要求，经过一番筹措，义合炭厂很快办起来了，由洪振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他们吸收曹万青、李云生、徐广田、梁传德、曹德清等8名同志“入股”，以烧焦炭为掩护，积极展开收集情报工作。
　　1940年初，洪振海认为建立抗日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与王志胜商量，向苏鲁支队（义勇队总部改编）写了关于成立鲁南铁道队的报告，并请求上级派领导骨干来。支队批准了他的报告，任命洪振海为铁道队队长，杜季伟为政委，王志胜为副队长。
　　这年秋，日军对鲁南山区进行扫荡，上级指示铁道游击队积极活动，拖敌人后腿，配合山区部队反扫荡。游击队的领导，经过研究，认为打敌军的票车好处多：第一，票车上有乘客，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搞一下能扩大宣传；第二，票车后挂有货车，可以搞到枪和其他物资支援山里部队；第三，车上只有少量押车的敌兵，对付得了，比较容易成功。他们的具体计划是：挑选12名精明强干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混到列车上，盯住敌人；洪振海与当过火车司机的队员曹德清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王志胜带12名会登车的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伺机配合车上行动；其他队员由杜季伟带领，埋伏在一个四孔桥附近接应。
　　星期六这天，连云港驶向济南的票车要过枣庄。傍晚，12名队员化装成工人、农民、商人等，分别从泥沟、峄城、枣庄站上了车。晚饭时间到了，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烟、酒、烧鸡、点心等，主动凑到押车的日军士兵身旁，请他们“共进晚餐”。日本兵以为这些乘客热情“慰劳太君”，毫无戒备，与铁道队员一起大吃大喝起来。
　　列车行至枣庄站西的时候，隐蔽在道旁树丛中的洪振海和曹德清，分别从两侧敏捷地跃上了车头。洪振海用短枪打死日军司机，捆了司炉（中国人），曹德清驾驶着列车，加快速度向前开进，快到四孔桥了，车速放慢了、早已埋伏在这里的12名队员，在王志胜指挥下，熟练地跃上了列车。
　　洪振海看到王志胜带领的队员都上来了，便令曹德清猛然拉响汽笛。潜伏在各车厢的队员，听到信号，亮出武器、像猛虎一样扑向敌人。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车上20多个日军官兵全被消灭。
　　这次战斗，缴获8万多块钱，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一门，机枪一挺。铁道队除留3支短枪外，其余都上缴给了支队。
　　八路军袭击票车的消息很快传到津浦线上的徐州、济南等地。枣庄之敌急向进至山区“扫荡”的长官呼救。两天之后，进到山区“扫荡”的敌人仓皇地撤回部分兵力。
　　在枣庄火车站南侧，有一个日军开设的国际公司，当地群众都叫它“洋行”。这个洋行名义上是经营日货的商行，实际上是搞情报的特务机关。除掉它，就等于挖掉敌人的眼睛。洪振海与王志胜为了搞枪，决定偷袭洋行，打死、打伤洋行的3名日本“掌柜”。从那以后，敌人增兵加哨，并在洋行四周院墙上架了电网，不准中国老百姓随便进去。
　　1940年秋，铁道队奉命与活跃在临城南北的另外两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游击大队，洪振海被任命为大队长。他同大队政委杜季伟、副大队长王志胜密切配合，指挥游击健儿同日伪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位于津浦线与临枣线接点的临城火车站，是日军的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活动的重要据点。伪军阎成田团的两个营和特务队也驻在临城附近的古井村。日伪军对铁道游击大队活动地区接连进行“扫荡”和“清剿”。铁道游击大队决定给敌人点厉害尝尝，教训他们一下。
　　10月的一个夜晚，洪振海、杜季伟带领化装成伪军巡逻队的20多名队员，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城火车站。在内线接应下，他们顺利地越过封锁沟，进入站内。站台上的伪军哨兵以为是自己的巡逻队来了，向走在前头的“长官”敬礼。洪振海用匕首刺死敌哨兵，指挥队员迅速封锁道口，密切注视车站东侧日军兵营及碉堡内敌人的动静。
　　王志胜、刘金山摸进站房，击毙日本特务队长高岗。这时，车站东侧的日本兵营内，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是洪振海为策应车站杀敌而采取的迷惑敌人的行动。王志胜、刘金山等干掉站房内的敌人后，扛起室内的两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安全撤出站外。在撤出车站的途中，队员曹德清按照队长的吩咐，把一顶印有伪军阎成田团番号的帽子丢在路旁。
　　高岗被除掉，日军如丧考妣。第二天上午，从济南来了一位日军少将验尸，勘察现场。他们在车站戒严3天，全面搜查，结果除了铁道游击大队丢下的伪军帽子外，什么线索也没查到。那个少将大发雷霆，认为此地外人难以进入，肯定是内部搞的。于是，便以那顶伪军帽子为据，一怒之下收缴了阎团和伪警务段人员的枪支，把团长阎成田及副团长、参谋长等人，捆在电线杆上用刺刀活活捅死，并将他们手下的300多名伪军押解下了矿井。
　　半月之后，日军的一个头目从八路军的宣传中得知，高岗是铁道游击大队杀掉的，气得暴跳如雷，顿足大骂“飞虎队（指铁道游击队）狡猾”。
　　在日军“扫荡”的枪炮声中，1941年的冬天降临到草木凋零的鲁南大地上。
　　正在微山湖组织铁道游击大队休整的洪振海与杜季伟，接受了一项事关重大的紧急任务。这天，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对他俩说：“今年鬼子对山区的秋季‘扫荡’很残酷。前几天，咱们军区的被服厂突然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大部分冬服被鬼子抢走或烧毁，纺纱车、织布机也被砸烂烧焦。现在已进入冬季，希望你们从鬼子那里搞一部分布匹，以解燃眉之急。”
　　不几日，铁道游击队通过内线得到情报，说有一列从青岛开出的票车挂有两节装布匹的车厢，当天要路过沙沟站继续南运，但到站时间是白天。
　　白天截车目标太大，洪振海让王志胜找车务段内线人员张云骥商量，想办法把列车到达沙沟站的时间推迟到晚上。张云骥按照铁道游击大队的意图，赶到沙沟站北段的胜县，将沙子放在列车的油壶里，车开出不久，轴瓦起火，不得不在临城停修，直到晚上 10点多钟才修好。
　　这天晚上，由杜季伟组织动员的近千名群众，集中到沙沟站以南的黄庄一带。当列车运行到姬庄以西拐弯处时，张云骥同曹德清准时拔掉了风管和插销，使两节装布的车厢脱钩，在沙沟站以南的塘湖附近停了下来。敌人毫无察觉，列车继续向前运行。 还没等装布车厢停稳，洪振海、王志胜便指挥队员撬开车门，将大捆大捆的布匹撂下来。杜季伟带领群众跟上来，大家争分夺秒，有的背，有的扛，有的抬，有的推，霎那间，从黄庄到微山湖畔，形成了一条运布的长龙。这时，由微山湖大队及区委动员来的上百只渔船在湖边，等待布匹上船。
　　快要卸完布匹时，突然从南面开来一列载有日本兵的军车。洪振海立即指挥队员埋伏好，没待列车靠近，手榴弹便在车头开了花，接着，机枪、步枪一齐射向敌人。司机好像被打懵了，列车开得更快，等发现前面的运布车厢时，已来不及刹闸。车头与装布车厢相撞脱轨，列车上的日军死的死，伤的伤，顿时乱作一团。
　　沙沟站的日军得知丢失两节装布匹的车厢，也向机枪声响处包抄过来。
　　枪声越来越近，但布搬不完谁也不忍心离去，因为这是广大指战员的过冬棉装呀！说来也巧，这时突然大雾弥漫，几步之隔即看不清对面，真是“天公相助”！洪振海利用大雾这个天然屏障，故意虚张声势。他组织长短枪一齐打，造成主力部队出山的阵势。日军果真被唬住了，不敢轻易冒进。铁道游击大队掩护群众边打边撤。
　　这次截布战斗，共获细布1．8万余匹，日军军服800多套，还有毛毯、棉被及药品等，解决了一个军区、三个军分区和一个教导旅的冬装问题。
　　在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干线上，洪振海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带领队员们扒铁轨、炸桥梁、撞车头、截物资，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动脉血管上，搞得日伪军晕头转向，不得安宁。敌人对他们既恨又怕，发誓要“一网打尽”。
　　1942年4月的一天晚上，由于叛徒告密，1000多名日伪军分两路突然包围了铁道游击大队驻地黄埠庄。在敌众我寡的紧急关头，洪振海奋不顾身，掩护部队突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队员们挥泪掩埋了自己心爱的队长。他们在新任队长刘金山和政委杜季伟的带领下，继续同日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星转斗移，冬去春来。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渐渐远离我们，但英雄们的精神与历史上的爱国者，革命者一起，与日月争辉，同山河共在。小说《铁道游击队》及不同版本的电影、电视作品，成了教育国人和后代最好的教科书，成为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传统经典影视作品。

主张不出兵的高岗，为何在抗美援朝结束后，反被彭德怀称为功臣

朝鲜战争结束后，曾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的范弗里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过这么一句话：

众所周知，范弗里特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接替李奇微成为了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此后的范弗里特，便一直指挥美军和志愿军作战，例如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也就是在范弗里特的策划下发动的，美军则称这场战役为，三角山战役。
而范弗里特此人，在作战战术中，极其重视火力，志愿军将他的战法，更是称为“范弗里特当量”，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上甘岭战役中，范弗里特命令美军将上甘岭地区的山头都直接轰炸掉了两米。

但现在这个唯火力论的美国上将却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的后勤工作是非常出色的。而现代战争，与古代战争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后勤保障，当然古代战争后勤也非常重要，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此可见后勤保障在古代战争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但是和现代化战争比起来，后勤已经不能用重要来形容了，堪称是决定性因素，毫不夸张的说，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后勤保障。所以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几乎每天都派飞机在天空中侦查轰炸，企图切断我志愿军的供应，而在那个年代，能将物资安全并且完整运送到前线的战士，都会被记大功。
而志愿军入朝总人数达上百万之多，并且在抗美援朝初期，连朝鲜人民军的后勤供应，都需要我方去完成，那么如此庞大的后勤供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两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大家都知道，他便是志愿军副司令，主要负责朝鲜境内后勤工作的洪学智。而彭德怀元帅，在朝鲜战争时期，就多次夸奖过洪学智，说他为抗美援朝立了大功。

但是除洪学智之外，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他的级别，和彭德怀是一个档次，他对抗美援朝的贡献，甚至彭德怀元帅本人都觉得超过自己的贡献，彭总更是当着金日成的面称他为大功臣，此人便是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同志。
提起高岗，很多人都知道他和刘志丹等人，创立了陕北红军，在陕西和甘肃一带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但是这些革命贡献，和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的贡献相比，就有点微不足道了。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他是整个东北地区的党军政一把手，毛主席更是为了让东北大后方能尽力支援前线，他便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在志愿军组建后，下达了这样一条命令：

由此可见，毛主席将抗美援朝的所有后勤工作，都交给了高岗，而在毛主席眼里，一切事物也要为抗美援朝让路，所以他更是赋予了高岗，在东北自己决断的权力。这在我军 历史 上，是极为少见的，因为我军向来是民主集中制，任何事情都需要民主讨论，只有统一意见后在实行。
但是毛主席却为抗美援朝另开先例，给予了高岗极大的权力，从这些事情我们不难看出，真正的抗美援朝战争其实有两位挂帅之人，前方便是彭德怀，后方则是高岗。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他在抗美援朝战争还是筹备阶段的时候，却主张不出兵，和林彪持有一样的意见。那么高岗为何主张不出兵抗美援朝呢？而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又是如何转变态度，为志愿军的胜利究竟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
要彻底说清楚这些事情，还得从彭德怀进京说起，在1950年10月4日，远在大西北的彭德怀被毛主席召到北京，就是否出兵朝鲜一事，进行讨论。而在当时参会的人员里面，就有高岗，在这场会议上，高岗和林彪等人，都反对出兵朝鲜，尤其高岗的发言，极其具有代表性，堪称是大多数反对出兵之人所保留的意见，其中高岗这样说道：

高岗的发言，在当时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尤其和高岗在解放战争时期有过合作的林彪，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当然此次会议本身就是各位领导互相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而高岗的想法，在当时确实有一定的可行性，他也并不是主张彻底不出兵，而是建议在现阶段，还是保卫东北边境，实行保境安民政策的好，等未来军事实力强大了，经济实力雄厚了，在去同美军打。
不过高岗的发言，却有点过于理想主义，如果只讲防御，失去了朝鲜这个天然的战略纵深，那么美军，甚至逃到台湾的国民党，随时有机会进攻东北。当然高岗本身是一位政治家，并非军事家，他没能想到这些，也很正常，所以在高岗发言完毕后，周总理很快便进行了辩论，其中周总理说道：“鸭绿江一千多里防线，需要多少部队来防御？积极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就这样，高岗的建议最终没能通过，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彭德怀在会议上一针见血，说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真正意义，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极大支持，最终会议决定出兵朝鲜。

说道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大事面前，都充分发挥了民主讨论的原则，高岗主张不出兵，也并非是什么错误的认识，而以上所说的事情，其实是高岗主张不出兵的原因，那么他既然不主张出兵，为何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却能成为大功臣呢？
实际上高岗不主张出兵，代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意见，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大局观念，毫不夸张的说，在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爆发之前，高岗就为这场还不确定的战争做足了准备。而东北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也使得高岗成为了当时所有新中国的领导里面，为抗美援朝筹备工作付出最多的人。

早在1950年9月，此时距离朝鲜战争爆发仅仅三个月，而高岗带领下的东北军区就开足了马力，在东北整个境内向朝鲜方向开设了三条兵站运输线，同时高岗还开始全国性的筹备物资，分别筹备到了能维持一个月的作战物资以及粮食，其中包括炮弹、食油、干菜、汽油等各种后勤物资。
当然东北军区为抗美援朝战争所做的筹备工作，如果将功劳全都算到高岗身上，这也是有失偏颇的，但高岗身为东北军区司令，如果没有他的积极动员，那么在彭德怀率领大军入朝后，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例如先期入朝的志愿军，就达二十七万之多，如果没有高岗提前部署好的三条运输线，光是大军如何入朝，就是一个大难题。也正是高岗为志愿军入朝打下了坚定的物质基础，这才使得彭德怀指挥十三兵团和九兵团，在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中打了美军一个措手不及，使得志愿军占领了先机。

其次在抗美援朝战争最重要的阶段，高岗几乎每天工作的任务就是担负志愿军的后勤问题，并且高岗还建设性地提出意见，以东北军区为主，在朝鲜设立由东北军区管理的四个后勤分部。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所有参与后勤保障工作的人员，就达六万，这足以证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后勤工作的庞大。
除此之外，高岗同志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他还多次去往莫斯科，申请苏联的援助，几乎苏联对志愿军所有援助的武器弹药，都是经过高岗之手。而毛主席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给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发的每一封电报，几乎在开头都会写道“彭转高”，可见在毛主席眼里，高岗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是和总司令彭德怀一样的。

并且对于毛主席的这一认识，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也是深表认同，而高岗同志为了更好服务志愿军后勤保障，他还不顾美军飞机的轰炸，曾亲自入朝就达三次之多，这也使得彭总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曾有人借高岗一事，企图给彭总加罪名，但是彭总却丝毫不惧，他认为高岗的过是过，但贡献就是贡献，这是谁也无法抹杀掉的。
实际上彭总的表态是非常正确的，虽然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高岗犯了错误，甚至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最终做出了让人惋惜的事情。但高岗曾经为革命做出的这些贡献，永远不会随着他的离去而被人们忘却，相反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身为后人的我们，是永远会铭记于心的！

《开国大典》油画曾四次修改 哪些人被删除了

董希文油画作品《开国大典》完成后历经多次修改，曾经删减过几个人。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清算，1955年，作者董希文奉命将画中的高岗删除，《开国大典》中一抹蓝天，不露痕迹地隐去了当年庄重而拘谨的同庆共和国庆典的高岗，原位以一盆鲜花代替，为第一次修改。1966年“文革”风暴乍起，刘少奇被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开国大典》这幅当年的纪实经典，自然被画家从原画上洗刮得干干净净，把原作上第二排的董必武请到空缺的刘少奇的位置上，这是1968年发生的事。为第二次修改。两次抹掉两个人，都是在原作上进行的。两次之外，还有第三次。1970年，当年掌握文化大权的“文 革 小组”，命令把创作的几篇革命历史画“刷新备用”，其中就有《开国大典》。而《开国大典》早在两年前就抹去了刘少奇，“上面”让刷掉林伯渠，也就是画面左边那位无力应命也得“刷新”，《开国大典》的特殊影响决定了谁也不敢把它打入冷宫，使开国大典的历史成为空白。于是，董希文只好请他的学生来完成第三次的删改。这次，学生没有在董希文的原作上删改，而且临摹了一幅以应“刷新备用”之需，终于使董希文的笔下，保留了林伯渠的形象，没有再一次造成历史的遗憾。（这次可以定性为第三次修改。）1979年，基于“实事求是”原则，画家阎振铎、叶武林受命另外复制了此画遭修改前的原始版本。

高冈当时是什么问题，能不能说说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建国前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1953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共 中央组织部长。
　　高岗与饶漱石为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而组成了反党集团。他们出于个人野心和权欲，互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在党中央酝酿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人事安排时，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6月—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9月—10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散布流言蜚语，捏造所谓的“军党论”，鼓吹“党是军队创造的”；进行宗派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吹嘘自己。会后高岗还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公开向党要权要官。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利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严厉的警告，并提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对高、饶的反党罪行初步进行了清算。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分别举行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但高岗、饶漱石毫不悔改，高岗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饶漱石也企图蒙混过关。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和全会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受到了全党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企图被彻底粉碎。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同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毛泽东的卫士马武义：主席听说农民吃这种糠窝窝头，流了眼泪呀

2003年12月19日

马武义出生在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农家。1945年，马武义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漫长的一次徒步旅行。在那长达三个月的跋涉中，支撑他脚步的是对八路军、毛泽东的向往和憧憬。那次旅行的目的地是延安，而那时，这个十五岁的穷孩子，没有想到四年后，自己竟然成了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并在开国大典时，亲手为毛泽东整理好衣装，送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采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那一天晚上正好就是我值班。那一天，就是10月1日这一天是我值班。这一天，我看好了表，给主席的皮鞋擦好了，衣服熨好。到了下午一点钟，下午一点钟我准时把他叫起来。“10.1“这一天哪，天气已经比较凉了吧。他穿了一套羊毛衫，两个膝盖，一个膝盖破这么个大窟窿。这两个胳膊肘这两个地方，破两个大窟窿。胳膊肘这两个大窟窿呢，是在西柏坡的时候，韩桂馨同志给他用那个袜子头，袜头补上的，就是上身补上了。下身呢，这两个大窟窿呢，大，没有那么大的袜子头，所以就没有补。他早晨起来穿着衣服，就是自己先把上衣穿上了，下衣裤子我帮他穿。我帮他穿上以后，穿完了吗(他问)，因为他紧张嘛，两个腿使劲往里一蹬，两个腿蹬到那个大窟窿外边去了完了两条(裤)腿吊在后边，那个毛裤。我说主席这样可不行，上不了天安门这样。他说上不了，不能上天安门，我说不能，他说好，重穿，脱下来又重新穿上。

解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就是穿着打了两个补丁，露着一双膝盖的毛衣毛裤，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

采访：

这个时候，天安门下边呢，就是几十万人哪，那是欢呼雷动啊。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能够知道天安门城楼顶上，可以说云集了党内党外的许多高层人物，都在这顶上。他们谁能够知道，主席穿了一套破了四个大窟窿的毛衣，没有人知道，就是我们身边的几个人知道。我想这个事呀，也不会有第二个，我估计不会有第二个人，穿着这么一套破衣服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解说：

马武义从1948年开始跟随毛泽东，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家里有一条特殊的家规。

采访：

住进双清(别墅)以后，李银桥同志，就是现在后来主席那个卫士长，他在行政处领了一个新的洗脸盆。因为主席原来的洗脸盆都破了，周围那一圈都没有搪瓷了，破破烂烂的，他给领了个新的脸盆。洗脸的脸盆，主席洗脸的时候发现，不是我原来那个洗脸盆，他就把李银桥找回去了，找回去，李银桥。李银桥说，有，就去了。去了，主席说你们把我，我那个原来的洗脸盆，弄哪儿去了。扔了，他说。主席有点不高兴，他说，以后你们再给我换东西，必须得经过我同意。我没有同意，你们不许随便给我换东西，从这件事以后，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就是毛主席家的家规，就是没有经过他同意呀，不得随意给他换。

解说：

有了这条家规，工作人员只好眼看着毛泽东，依旧穿他的补丁衣服，依旧盖他的补丁被子。

采访：

因为进入北京以后，经常接见一些党内、党外的一些高层人物。特别是一些民主人士，他天天接见。有人给他提出来，主席，您再穿那个破布鞋有点不好看，给您做双皮鞋吧。经过他同意，做了一双皮鞋。这双皮鞋，他什么时候穿呢。都是有重大活动的时候，有重要会议呀或者是重大的国家的活动啊，或者接见外宾哪，他才穿上这双皮鞋。平时他就穿布鞋，不穿这双皮鞋。主席到莫斯科去，也是穿的这双皮鞋。这双皮鞋穿到什么时候呢，当我离开中南海的时候，1958年，他穿的仍然还是这双皮鞋。

解说：

从1948年到1958年，马武义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整整十年。在这十年的记忆当中，留下最多的是毛泽东朴素、节俭的生活点滴。

采访：

他最爱吃肘子，但是保健医生又不让他吃那么多，所以呀，一般就都是一周给他吃一次。他不光是吃肘子，吃别的菜呀，他剩下剩得多了，都告诉我们卫士，这个给我留着，下次再给我拿来。但是保健医生又不让他吃剩的，特别那个时候还有那个苏联专家，绝对不准你给主席吃剩东西。主席叫你留了，你到时候还得给他拿来，我们就想个办法。到时候他要忘了，就不了了之，他要想起来呢，就说我们吃了。你要说我们吃了，他就不说话了，不吭声了就。

主席抽烟，吸烟，他拿这个吸烟哪，他自己说，比吃饭还要重要。北京医院的周院长，周泽昭，那时候那个院长叫周泽昭。有时候在主席出去散步去，或者爬山去，只要一坐在那儿，周泽昭就劝他，你别抽烟了吧，少抽点儿吧。劝他几次，他也不说话，完了，他还在那儿抽他的烟。有一次劝得他有点不耐烦了，有一点火了，他说你看斯大林他俩谁抽烟哪，斯大林和列宁谁抽烟哪。周泽昭说斯大林抽烟，他俩谁先死了，谁死得早，就是论年龄谁死得早，那列宁死得早啊，斯大林他抽烟，他怎么死得晚哪。

解说：

毛泽东用他的机智和诙谐，挡住了医生的建议。烟，依旧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儿。

采访：

说起这个抽烟的事，主席就是抽烟还真有点小气。他抽烟呢，少则一盒，多则一盒半到两盒。但他抽烟，他非常节省。那个烟就是抽得拿不住了，他还得塞在烟嘴儿上。他有个抽烟的烟嘴儿，把那个烟塞在烟嘴儿上再抽，抽得剩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他才给你熄灭了。所以我用北京人的话说呀，主席抽烟有点抠门儿。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开会的时候呢，高岗参加这个会议了。高岗呢，也抽烟。他抽烟，拿起一支烟来抽了几口，抽了几口他就扔到地下了，顺手就扔到地下了。毛主席看到呢，伸手就捡了起来，伸手就捡起来了，把高岗扔的那个烟。高岗，当时把高岗弄得呀，是这个面红耳赤，羞愧难言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解说：

这是马武义和毛泽东，惟一的一张正规合影。马武义清晰地记得，那天南京解放的捷报传来，毛泽东异常兴奋。他主动招呼身边的人，一起拍下了这张合影。在马武义的记忆当中，还有那么一个日子，他同样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的兴奋和喜悦。

采访：

春节和这个解放北京(平)啊，不差几天，正好赶上这个过春节，我们就给主席安排了一顿比较好的饭吃嘛，做了几个菜。主席起了床以后呢，他办公桌上有一个小盘子，小盘子里边有一些那个小三角旗。就是我们每解放一个城市，或者说解放一个大城市，一个中等城市，都要把蒋介石占领的，蒋介石占领的地方是他的黄旗，我们解放了以后是插上红旗。北京解放这一天呢，主席自己亲自插上的，他知道北京解放了，他自己从盘子里拿一个小三角旗，把国民党的那个黄旗拔下去，插上一面小红旗。这时候我们就给他把菜摆好，给他摆好了以后呢，我说请主席吃饭吧，他坐在饭桌跟前儿。我们还给他准备了一瓶，那个青岛白兰地也是新打开的，我们给他倒上了一杯，他就喝完了一杯。剩下那些，那个大高瓶子，挺高的那个瓶子。完了，他就把菜拿过来，弄一个饭盒，把各种菜夹了这么一大饭盒子。什么意思呢？他说咱们共同庆祝北平解放，他说今天是个双喜的日子。双喜的日子，就是北平解放和过春节，这么回事。让我们呢，和他共同庆祝北平解放。他说你拿去呀，和你警卫值班的，还有一个警卫员在值班室值班，这个同志叫什么呢，叫王振海。我就拿着回来了，我看主席那意思，咱们共同庆祝挺好。端回来以后，我说王振海啊，主席叫咱们共同庆祝北平解放，还给了一瓶酒。我们两个就一瓶酒，倒了一大碗，大铜碗啊，铜碗。一个人一口，一个人一口，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一口。那时候没有喝过酒，也不知道这个白兰地怎么那么厉害。喝完了以后，这个王振海就他就该换班了，站起来，摇摇晃晃。我说坏了，摇摇晃晃地就往外走。走到大门口，有个哨兵，哨兵有一个木头制的这个岗楼，刚走到那儿，刚要往上迈，他马上就趴在那儿了。

解说：

马武义和毛泽东一起感受着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喜悦。而他同样也目睹着毛泽东所承受的悲情和伤感。马武义见过毛泽东两次流泪，第一次是在解放北平批斗南霸天时。他为控诉者的悲剧潸然泪下。而另一次，却是因为马武义给他的一个窝头。

采访：

1954年，1954年秋天了，庄稼已经收完了。主席从杭州回来，回来的时候呢，坐专列又到了德州。到德州呢，车要加水，加水停了一下，停了一下。主席这时候，把我召到他办公室。

解说：

毛泽东记得马武义的老家在德州，他特意给马武义放了二十天假，让他回乡探亲。同时，他又交给马武义一个特殊的任务。他就是从办公桌上拿了一张白纸，给我写了一个提纲。写了个提纲，调查合作社的提纲。我记得这个提纲啊，给我二十天时间。

采访：

二十天时间要调查十个合作社。那就是这个十个合作社，你在家休息一天，调查一个合作社，休息一天，调查一个合作社。实际上我回到家呢，一天都没休息。你想想这个事，叫我去调查合作社，我还敢在家里休息，那合作社也不是好调查的呀。写了个提纲，其中还有一条就是调查一下，农民的生活状况。

解说：

调查结束后，马武义决定为主席带回两只野兔尝尝鲜。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毛泽东交代的特殊任务。

采访：

主席不是要求你调查一下农民的生活情况吗，有没有提高生活状况。我就到了农民家，随便到一个农民家，跟他要了一个窝窝头。这个窝窝头是什么做的呢，就是那个高粱谷子，没有脱皮的那个磨成的面，又硬又黑，那个窝窝头。我说这个玩意儿啊，很能代表农民的生活状况，有相当多的农民还在吃这个东西。我回来以后呢，趁我值班的(时候)，有一天我值班，我看主席也不太忙，我就到了厨房啊，叫师傅，我找他给做了一大盘兔肉，还加了一些辣椒什么的。这一天，我就请给主席饭摆好了以后，我就请他吃饭。吃饭，就势我就坐在旁边给他汇报合作社的状况。他一边吃兔肉，吃得可香了，吃那个野兔，从来没看很少有那么好的胃口。这个时候他就问我，那个农民的生活有没有提高啊，我事先在给主席做兔肉的时候，我就带上那个窝窝头了，装兜里。主席问到这个农民的生活情况怎么样，我就从这个兜里摸出那个糠窝窝头来了，摸出糠窝窝头来了，我就递给他了。他拿起来看了看，看了看，完了，掰一口就搁到嘴里了。主席那个牙齿它也不好，就跟我现在的牙齿差不多，他根本咬不动那个窝窝头。所以他掰了一块扔到嘴里了，扔到嘴里，我一想这不好，这可不好，让主席吃这糠窝窝头。而且我带回来已经在兜里，已经装了十多天了，别给吃出问题来了。我说主席不行，不能给你吃这个。

解说：

毛泽东虽然没有再吃那个窝头，可是窝头的粗糙难咽，却堵在了他的心里。

采访：

主席的儿子，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也是春节那一天。过阳历年那一天，通知的主席，告诉他毛岸英同志牺牲了。他听到毛岸英牺牲了，坐在床上，一天没吃饭。但是呢，他没掉眼泪。就是我给主席吃窝窝头的时候，主席确实掉了眼泪了。他儿子牺牲，他没有流眼泪。他听说农民吃这种糠窝窝头，流了眼泪呀。

解说：

三十年后，马武义再次回到丰泽园，这里已是屋在人空了。

采访：

我调到东北去了，调到东北去。三十年以后我又回来了，又回到丰泽园，这时候主席已经不在世了。这个时候已经是秋天了，我到了菊香书屋，主席吃窝窝头的那张桌子看了看。原来那张方桌还摆在那个原处，两把椅子还摆在那儿，碗筷啥的，也在那上边摆着呢，但是已经是秋风落叶，屋在人空了，很伤感。